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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4日，Nature 杂志在自然指数栏目发表题为《中国通讯作者数量历史性高的原因是什么？》（What’s behind China’s historically high counts of corresponding authors?）的报道，一项发表于Scientometrics 的研究发现，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论文拥有多位通讯作者，在医学和药理学等研究领域，中国研究人员在一篇论文中列出多名通讯作者的可能性约为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的九倍。
这项由中国研究团队发表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上的研究，重点考察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在2016年至2020年收录的近175万篇论文，以评估全球范围内一篇论文有多位通讯作者这一情况的普遍程度。
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约30%拥有多位通讯作者，较2016年的21.6%有所上升，这一比例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与此同时，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相对稳定，从7.1%上升至8.8%。
研究还发现，新加坡和韩国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有多位通讯作者署名的论文比例较高，2016–2020年间均保持在略低于20%的水平。当研究数据集中剔除了来自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论文后，整体比例的平均值降至约7.5%。
具体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因学科而异。例如，在医学和药理学领域，中国研究人员列出多名通讯作者的概率约为全球水平（不含韩国、新加坡）的9倍，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一数字约为5倍。
论文合著者Tian Wencan表示，在大型合作研究项目中，设置多位通讯作者可以体现真正的共同领导和责任。然而，某些国家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对特定作者署名位置的过度重视，可能导致通讯作者身份容易被滥用。
Tian进一步指出，研究周期内国内原有的评价体系在考虑晋升、经济奖励及科研经费分配时，特别强调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这或许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另外他还表示，此后的体系进行了改革，目前已更接近于“强调实质性贡献、同行评审和差异化评估等国际公认的原则”。
2020年初，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声明，要求各机构不得单纯以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次数为依据来晋升或招聘研究人员。随后，NSFC终止了针对论文发表给予研究人员现金奖励的政策，并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打击“挂名作者 ”。Tian认为，这些规定对于遏制不规范的署名行为，确保作者署名回归其“体现学术责任与实际贡献”的核心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俄亥俄州立大学退休公共政策学者Caroline Wagner表示，在原有体系中，通讯作者通常与第一作者署名在机构评估中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权重，“这促使人们在单篇论文中增加高价值名额的数量”。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研究所的信息科学家Lokman Meho对新加坡和韩国的研究结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提出，这些结果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高度竞争、注重绩效的研究体系”，以及在承担领导性角色并争取荣誉时所带来的压力。
Tian则认为，新加坡多通讯作者论文比例较高的情况，反映了其研究人员在一个小规模但与全球紧密相连的国家中研究体系的运行特征。Tian补充道，“在这种合作结构中，多位首席研究员或负责人可能会共同承担项目领导和学术交流的责任，这使得共同通讯作者的安排更可能出现。”
Tian表示，为了确保作者身份不被滥用，透明度至关重要。比如鼓励或要求作者披露他们在研究中实际发挥的作用，要求所有作者提交强制性的贡献声明，均有助于规范作者身份使用。
他指出，目前政策要求申请人“区分独立作者与共同作者、明确各自贡献”的做法有利于回归实际学术贡献及责任，有助于遏制作者名单的虚增并维护科研诚信。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1623-4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25-05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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